收入分配問題是當前全球各國共同面臨的重要問題，也與平臺 經濟的治理密切相關。過去20年以來，受益于優厚的稅制和寬松的監管環境，歐美國家一些大型互聯網科技公司崛起。以成本加成的增幅來衡量，其壟斷程度不斷強化，這也助推了貧富差距的擴大。有學者研究發現，貧富差距的擴大幾乎與經濟中的一切矛盾，例如赤字、債務、違約、低生育率、低增長、低通脹、低利率、價值觀混亂等相關聯。近年來，監管政策出現了轉向，歐美多國除了紛紛實施稅制改革以縮小貧富差距外，還啟動了針對大型科技企業的反壟斷與嚴監管。

整體而言，平臺經濟的崛起，既可能通過增加就業與收入機會改善社會的整體收入分配狀況，又可能通過改變勞資雙方的力量對比，以及擴大行業、地區之間的差距而對收入分配狀況產生負面影響。 

平臺經濟發展對收入分配改善的正面作用

(相關資料圖)

一些研究認為，平臺經濟的發展可以縮小收入分配差距，包括城鄉和地區收入差距。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平臺經濟通過創造大量的就業機會，尤其是靈活就業的機會，提高了低技能勞動者的收入，從而能夠降低不平等。比如在當前的中國，平臺經濟對就業的創造和帶動作用就比較明顯。平臺經濟催生的大量新型就業崗位，加上零工經濟就業者靈活就業的特征，使得勞動者多元就業成為可能，為許多低收入人群提供了更為廣泛的獲取收入的途徑。

與此同時，互聯網與數字技術的發展改變了許多行業的生產流程和運營規則，降低了相關職業對所需勞動力的技能要求和工作門檻，為弱勢群體就業賦能。例如，阿里巴巴的“云客服”，通過互聯網技術遠程為客戶提供咨詢服務，打破了傳統客服行業對工作時間和地點的限定，而且云客服這一工作的技能可以通過簡單的在線培訓輕易獲取，極大地降低了這一工作對于前期人力資本投入的要求（參見《阿里巴巴全生態靈活就業與就業質量研究報告》，2021）。雖然這一崗位并非為某一特定群體打造，但卻憑借其擁有的獨特優勢吸引了大量有身體缺陷或行動障礙的人從事這一職業。近幾年興起的直播平臺，為許多農民提供了足不出戶獲取收入的機會，這也為農村的脫貧工作與留守兒童問題的解決提供了新的思路。“村播”是與鄉村內容相關的直播形式的簡稱，淘寶直播平臺的數據顯示，截至 2020 年 3 月底，全國共有 6 萬多名農民成為農村主播（參見《淘寶直播就業測算與新就業形態研究報告》，2020），幫助當地銷售土特產品，不僅提高了當地農戶的收入，而且推動了農產品供應鏈的升級。 

此外，平臺經濟的發展還通過為消費者（尤其是中低收入消費者）提供更為便利、實惠的商品與服務，提高了消費者的福利水平，這也是收入分配方面不容忽視的變化?；ヂ摼W平臺的崛起，改造了許多傳統的產品或服務業態，讓其以更有效率的方式提供給消費者，同時還催生了許多新的產品或服務業態，極大地拓展了消費的邊界。例如，傳統出租車行業使用巡游接客的方式來實現供需匹配，效率比較低，打車難成為長期困擾城市居民的問題。網約車平臺的出現極大地提高了打車服務的效率與服務水平，實實在在地提升了普通消費者的福利。又如，外賣平臺的出現則改變了傳統的餐飲消費習慣，催生了新的外賣服務業態，使消費者可以足不出戶享受餐飲產品。這些產品和服務供給方式的改變，可以直接起到改善消費者福利水平的作用，尤其對于中低收入群體的影響更大。 

平臺經濟對收入分配的潛在負面影響

也有一些研究認為，平臺經濟對社會整體收入分配的影響是負面的，會導致社會收入分配的兩極分化，不利于縮小地區收入差距。首先，不少理論與實證研究表明，數字經濟的快速發展在短期內會降低勞動收入份額、提高資本收入份額?；谌?56 個國家的數據研究發現，信息技術的進步將導致大多數國家中的勞動力收入份額出現下滑。而與之相對的是，資本報酬在經濟收入中的占比持續升高，更多的財富集中到少數資本所有者手中，最終加劇了資本所有者和一般勞動力之間的收入差距。

其次，由于平臺經濟具有明顯的規模效應，大部分互聯網細分行業在經過激烈的市場競爭后，會形成一兩家平臺占主導的市場格局，從而出現壟斷。如果壟斷者利用壟斷地位持續獲取超額回報，會對整體社會福利造成損害。例如，為了在競爭中勝出，許多平臺在早期會利用資金優勢為供需雙方提供高額補貼，以獲取盡可能大的市場份額；等市場地位穩固后，平臺則會逐步取消相關補貼，具體表現為網約車或外賣費用大幅上漲、騎手和司機分成下降、平臺商戶面臨的營銷費用提升等，這些現象在一定程度上引發了人們對平臺經濟的擔憂。

再次，正如前文所述，平臺經濟中的勞資關系不同于傳統的二分法框架下的勞動關系或民事關系，勞動者權益保障體系未成形，此時平臺勞動者處于相對弱勢地位，很有可能誘發收入分配惡化。更進一步，平臺通常是包括算法在內的各項規則的制定者，而平臺勞動者只是各項規則的遵從者，難以與平臺獲得平等對話的權利，因此在利益分配中處于相對弱勢地位。

最后，數字經濟的高速發展客觀上增大了行業、城鄉、地區間的發展差距。在行業層面，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2019 年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與軟件業在所有行業中平均工資最高，達到 161 352 元，是城鎮單位就業人員平均工資 90 501 元的 1.78 倍，相關行業的高速發展在客觀上會拉大行業間的收入差距。在城鄉與地區差距層面，數字經濟的發展具有較強的規模效應，大部分互聯網公司集中于北上廣深杭等少數城市。

對潛在負面影響的分析

新工作替代舊工作使部分勞動者失業

平臺經濟發展可以看作一種具有很強破壞性的創新活動，必然會導致較大的結構調整成本。平臺的崛起，沖擊了一些傳統產業，導致了部分就業機會的消失。例如，在網約車平臺興起的早期，傳統出租車司機因利益受損，曾一度進行激烈反抗，并導致一些地方政府因為擔憂社會穩定而延遲向網約車發放牌照。 

傳統就業機會的消失和新就業機會的出現，是技術進步導致的全球性的結構性變革，無疑會帶來短期的陣痛。在此過程中，低技能、弱勢群體的利益往往受損。由于這種工作的變革在很大程度上是高效率對低效率的一種替代，勞動者和企業也會做出調整，適應變革。例如，隨著網約車的發展，平臺精確匹配提高效率的優勢顯露無遺，傳統的巡游出租車司機大都主動或被動地適應了這種變革，各地的管制方式也在不斷調整，傳統巡游出租車與網約車之間的沖突大大弱化。對政府而言，好的管制應尊重客觀規律，順應變革，而非阻礙創新。

面對結構性轉型的陣痛，應當著眼于在發展中解決問題，即一方面鼓勵創新、促進經濟發展，另一方面通過轉移支付等方式讓發展的紅利惠及受損群體。為此，應當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更好地支持在平臺經濟發展過程中受到沖擊的群體維持生活水平，實現工作轉型。如果這些人不能平穩地轉到新的就業崗位，或者缺乏必要的社會保障，很可能會造成社會矛盾，甚至阻礙平臺經濟的發展。近年來，一些國家民粹主義勢力抬頭，全球化政策出現逆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受到沖擊的部分工人與企業沒有得到適當的補償，這些教訓值得中國借鑒。

勞動收入份額下降 

以法國經濟學家皮凱蒂的《21 世紀資本論》為代表的系列研究指出，自 20 世紀 80 年代以來，在各要素的收入分配中，勞動收入的份額出現明顯下降。這是一個全球性的趨勢，中國并非其中的例外。

勞動收入份額下降的原因，則包括長期的產業結構變動、全球化、稅制結構等因素。例如，從經濟發展規律來看，勞動收入份額會呈現 U 形變化趨勢；從經濟波動規律來看，經濟下行期勞動收入份額提高，這兩點都可以同時解釋金融危機之前勞動收入份額的下降和金融危機之后勞動收入份額的上升。

另外，數字經濟、平臺經濟所代表的是一種技能偏向型的技術進步，主要提升了對高技能勞動力的需求，因此帶來了高技能勞動力技能溢價的不斷上升，在一定程度上會加劇不平等?？傊?，很難將這種全球性的勞動收入下降的長期趨勢與短期內的平臺經濟、大型科技企業的崛起建立直接因果關系。與其說數字技術的發展是勞動收入份額下降的原因，不如說兩者都是技術進步的結果。 

平臺獲得壟斷地位后損害社會福利

這方面的問題主要涉及不正當競爭，并可能存在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的嫌疑。應該認識到，這些問題并非平臺經濟所獨有，是反壟斷與反不正當競爭領域需要持續面對的問題。

算法助力壟斷 

互聯網平臺高度依賴以效率優先為主要準則的算法，所謂“算法霸權”“算法轄制”等問題已經引起了社會的高度關注。零工勞動者雖然在工作時間和工作長度方面有較大靈活性，但在工作任務、報酬福利等方面對平臺有較強的從屬性。平臺經濟的崛起使許多創業者成了“平臺依賴型創業者”，失去了傳統創業活動的自主性。互聯網平臺的算法設計，本質上是為了平衡商家、消費者、零工等各方，以及平臺自身的利益。以外賣平臺為例，在發展早期，為了盡可能獲得更多的消費者，算法會傾向于消費者的利益，而往往不利于商家和騎手。騎手在平臺算法規則的引導下越跑越快，事故風險上升。所謂“困在算法里的騎手”等說法，引發了大眾的關注。 

由于很難通過法律法規對算法進行事前詳細規定，有必要采納多元治理的思路克服所謂的“算法霸權”問題。賈開指出，在算法管理方面要提升透明度和規則制定的包容性，吸收來自勞動過程中的反饋，適時調整算法。此外，應當加強企業的社會責任，發揮行業協會、工會的作用，鼓勵當事方定期協商。

行業、城鄉、地區間的發展差距擴大 

不可否認，數字經濟的高速發展客觀上增大了行業、城鄉、地區間的發展差距，但這是技術進步和城市化進程中必然出現的現象，是規模經濟、集聚效應發揮作用的結果。

總之，社會關注的與收入分配相關的諸多問題其實是技術進步導致的全球范圍內廣泛存在的問題?，F實中，平臺經濟由于處于技術發展的前沿，且連接了消費者、商家、勞動者等多方，因此成為被關注的焦點。如果因此而限制平臺的發展，會挫傷科技創新的積極性，不利于“做大蛋糕”，因而也就無法達到改善收入分配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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