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過了“青春期遭遇更年期”之后，三十而立的年輕人可能沒想到，在與年老的父母相處中又面臨新的問題。

有的學霸青年一路超越旁人，卻處理不來和父母的矛盾;有的職場青年表面光鮮亮麗，家庭狀況卻一團糟;有的新手爸媽拜托上一代幫忙帶娃，育兒理念卻南轅北轍……隨著父母邁入老年，兩代人因為生活習慣、性格和觀念的不同，出現了意想不到的矛盾。

退休后的母親，所有缺點“封印”全部解除

柴倩倩今年31歲，3年前博士畢業后在上海一所高校任教師。從小聰明勤奮的她，不曾在升學和求職道路上遇到太大的挫敗，帶給她最多煩惱的，是退休后頻頻讓自己不痛快的“戲精”母親。

柴倩倩形容，母親從10年前自己在北京讀大四那年開始出狀況，姑且可以理解為“CPU不夠用”，很難和女兒共情。

那時，獲得保研機會的柴倩倩計劃和男友一起準備英語考試、出國讀博，沒想到母親完全不支持自己。“她告訴我，已經把家里的積蓄拿出來在郊區買了房子，準備從市區搬過去，只是因為樓下鄰居很八卦、愛說閑話;還說沒錢支持我考英語、出國，讓我趕緊回上海工作，掙錢還房貸。其實，她說的情況都不是真的。”

母親為什么會這樣?柴倩倩推測，這可能是一種長期“家里蹲”、沒有事做引起的心理問題：“退休后的父母相當于從社會人變回自然人，所有缺點‘封印’全部解除。我媽就是這樣，平時就非常愛面子、在意別人的眼光，遇到一點事就容易激動。”

類似的情況頻繁發生。讀研期間，柴倩倩偶然聽說學校要推薦學生出國讀博，而且會提供較高的獎學金，就準備報名，母親得知非常高興，轉頭便向幾個“老姐妹”炫耀。第二天，柴倩倩問過老師后明白，這是條“過期”消息，母親知道后非但沒有安慰女兒，反而勃然大怒。現在想起來，柴倩倩還覺得委屈：“她的怒火無處發泄，非說是我報名晚了才錯過機會，罵我‘十三點’，重復了不知多少遍，還跟她的老姐妹說這事全怪我。”

這幾年，柴倩倩雖然和母親同城不同住，還是矛盾無數;父親因病去世后，母女間爭吵愈發頻繁。“都是因為生活瑣事日積月累，比如前兩天，她因為我沒有按她的吩咐買一件高領羊毛衫，就把我一頓數落。”柴倩倩抱怨，“總之我干什么她都要評頭論足，她自己的生活百無聊賴，就喜歡很細致地管我。”

柴倩倩一度以為媽媽的偏執是年老后精神狀況不太好，于是努力去解決問題，帶母親去上海市精神衛生中心問診，結果讓她哭笑不得：“給她掛了老年科的號，心理量表拿來一做，分數高達98分!醫生說她完全沒問題，所以我只能繼續承受了!”現在的柴倩倩，依然在母女矛盾中掙扎。

長大后才發現，父母的“重男輕女”不是開玩笑

同為單身職場女青年，今年30歲的張文英有著和柴倩倩不一樣的煩惱，但根源同樣來自父母。

張文英來自陜西農村，父親今年56歲，不善言談、勤勤懇懇靠種地和開車拉煤賺錢;母親53歲，性急要強、不甘人后，里里外外一把手。性格一強一弱的父母，也培養了一雙同樣性格的兒女：哥哥從小被溺愛著長大，性格懶散;女兒自小懂事要強，上大學選專業、找工作換城市都由自己決定。

“小時候總聽爸媽開玩笑說，兒子以后會給我們養老，女兒讀書費錢，以后得把錢還回來。沒想到現在真的‘兌現’了。”

張文英無奈地說：哥哥大專畢業后在大城市工作了一段時間，因為母親心疼他，他就回了老家，由父母安排工作、買房買車，結婚生娃后和父母同住，想吃啥母親就做啥，一年胖了40斤。而她自己，在北京讀研期間，靠學校補助和兼職經濟獨立了，畢業一年后去了杭州，有一份雖忙碌但合意的工作，逢年過節給父母貼些錢，都被父母用于還哥哥的房貸。

小時候，張文英沒有意識到父母對兒女區別對待，只覺得“哥哥不懂事，那我就懂事些”。幾年前，哥哥因為結婚的問題和父母矛盾激化：父母嫌哥哥工資低又不上進，買房買車還要挑好的;哥哥卻覺得父母思想老舊、無法溝通，沒有能力替他安排更好的生活。

三個家人吵起架來誰也不愿退讓，遠在北京的張文英努力去調解：“我常常在晚上10點多回家的公交車上看微信上我哥‘吐槽’，回家后在電話里安慰哭泣的媽媽，再悄悄打給我爸，讓他多體諒媽媽。當我把三個人安撫完，有時候已經夜里12點多了……”

“沒有人關心我過得好不好。我那時剛畢業，在北京一家創業公司工作，經常加班、壓力大，天天擠地鐵，房租還高，過得很不開心，對前途充滿迷茫，但我無處可說。”

久而久之，張文英意識到父母和哥哥只想“吐槽”，不想解決問題;面對兒女之間的矛盾也只會和稀泥。她不想再當“情感垃圾桶”，接到家人的電話和微信，總是過很久才回復。

更重要的是，她意識到父母骨子里真的是“重男輕女”：哥哥再怎么不上進，仍然要替他買房、買車還貸，幫他照顧孩子，因為“養兒防老，只有那么一個兒子，我們不幫襯誰幫襯”。

隨著閱歷的增長，張文英看開了。她明白父母和哥哥的狀況是“相愛相殺”，牽扯不斷。她不再試圖“解決他們的問題”，當媽媽再來找她“吐槽”哥哥時，她會直接說“這是你自己的選擇”。她主動減少打電話的頻率，一兩個月才聯系一次，父母也只知道她很忙。

由于疫情原因，張文英已經兩年沒有回家過年，上一次回家還是去年國慶假期。“今年我依然不打算回去，明年五一節如果疫情好轉，我會回去看一看、待幾天?，F在這樣保持一定距離對彼此都好，各自過好自己的生活。”她平靜地說。

育兒理念南轅北轍，背后是原生家庭帶來的傷

23歲那年，西北女孩李一葦只身來到香港求學，她慢慢適應了這個水泥森林般的城市，在這里成家立業。今年夏天，她和丈夫迎來了第一個孩子。雙職工家庭、生活節奏快，無法兼顧工作和家庭，在年初，李一葦接母親過來同住，好幫忙帶娃。

從18歲離開家上大學開始，已經15年沒和父母長期同住的李一葦，在朝夕相處間重新認識了母親，也重新認識了自己。她感嘆：“小時候對父母總是仰視的，我們從未平等交流過，現在從我們育兒理念的差異中，漸漸明白沖突背后是過去深層次問題的延續。”

“以最小的事兒舉例吧。”李一葦說，“寶寶哭鬧的時候，我會溫柔地去安撫他，而我媽媽卻總是不耐煩地訓斥：‘你怎么老是哭!’‘你怎么能吃手!’”

“雖然孩子還小，還不會有記憶，但這些指責性的語言卻讓我敏感地想起自己小時候。我就是在這樣打壓型的教養方式下長大的。”

一年來，李一葦讀了不少講心理學和家庭關系的文章和書，主動參與修復親密關系的工作坊，尋求專業意見，不斷回想、反思，揭開自己內心深處的“傷疤”，然后自我療愈。

在此過程中，她從自己身上看到了母親的影子：“反思自己，我對媽媽說話也總是沒有耐心，有時會說一些難聽刺耳的話，根源在于，我小時候也是被這樣對待的。我們沒有學會用別的方式交流。”

當了媽媽的李一葦，在忙碌和挫折中成長了。她知道以母親的年紀，也許很難改變性格，她逐漸學會包容母親的情緒，分清有些時候不是自己的錯;她也學會了遇到麻煩，要積極地解決問題，而不是在原地自憐和抱怨。

在香港這個快節奏的城市，身為教師的李一葦，休完14周產假就回到學校上班，每天“連軸轉”：早上5點半起床、7點半到校，上午上課， 下午4點半下班后馬上回家，接替母親帶孩子，直到晚上9點哄睡孩子后才有一點自己的時間。和身邊的香港年輕媽媽不同，她還堅持母乳喂養，當一個上班“背奶”的媽媽。日夜辛苦中，她發現自己仿佛“超人”，能完成過去難以想象的繁重任務。

她想給所有遭遇相處難題的年輕人提供建議和祝福：“不要停滯不前，不要糾結于眼前事物，要把期待寄托于自身，多抱抱那個在原生家庭中受傷的自己，用成長型思維面對問題，相信事情不會一成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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