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工經濟”時代正在到來。人們熟悉的外賣小哥，已經以“網約配送員”的名義成為人社部、市場監管總局和國家統計局于去年正式發布的新職業之一。而如今，“零工”的概念還在不斷被豐富——主播、寵物烘焙師、密室設計師、漢服造型師、奶茶試喝員、外賣運營師、收納師、創客指導師等新職業豐富了越來越多年輕人的就業選擇。一份由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發布的報告中，將這些強調即興發揮、創造力和靈活響應的靈活就業稱為“靈工”。

互聯網經濟的發展，正在讓靈活就業方式從“就業備胎”變得“大有可為”。很多人的用工關系從“公司+員工” 變成“平臺+員工”，但缺乏相關的制度保障。全國政協常委、民革中央副主席高小玫注意到，雖然靈活就業的概念在政府文件中已出現約20年，卻至今未全面納入勞動行政部門監管范圍，勞動規范、勞動保障無法可依，因而也成為勞動糾紛的高發區。

也正因為此，全國人大代表、中國郵政上海分公司郵件接發員柴閃閃特別留意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上的這句話：繼續對靈活就業人員給予社保補貼，并且推動放開在就業地參加社會保險的戶籍限制。在他看來，這相當于給靈活就業者吃下了“定心丸”。

新“零工”只能吃“青春飯”？

全國人大代表、騰訊公司董事會主席馬化騰說，據他的調研，目前我國約有兩億靈活就業者，其中很大一部分選擇了依托互聯網的新就業形態，包括電商物流、網絡送餐、網約車、直播、網絡文學、自媒體等。

在他看來這種新就業形態具有就業容量大、進出門檻低、靈活性強等特性，已成為全民就業的“蓄水池”與“緩沖器”。

年輕人是“零工經濟”時代的主力軍。據相關企業統計，滴滴平臺的網約車司機平均年齡為37歲。外賣平臺餓了么的騎手更為年輕，平均年齡是31歲，其中90后騎手占比達47%，95后騎手增長最快。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來，1.2萬名00后大學生開始兼職送外賣。除此之外，還有很多年輕人選擇做直播、拍視頻、設計密室……

團中央維護青少年權益部聯合中國社科院社會學所，重點圍繞網約配送員、網絡主播、全媒體運營人員、網絡文學寫手、電子競技員、新興互聯網科技從業人員、新型職業農民等7類新職業青年群體開展專題調研，形成《關于促進新職業青年成長發展的提案》(以下簡稱《提案》)。這份提案提到，年輕的新“零工”們，普遍面臨群體訴求高度分化、社會保障覆蓋不足、成長發展壓力大、社會認同偏低等現實困境。一個主播說，剛開始接觸這個行業時總能聽到一些負面的聲音，比如“主播不就是靠著年輕漂亮賺錢嗎”“不是什么正當職業”等。

另外，調研顯示，近半數受訪新職業青年認為未來6個月有可能失業，這個比例遠高于全國在職青年21.8%的比例。

馬化騰認為，要幫助靈活就業者解決只能吃“青春飯”的問題。他建議拓寬靈活就業群體參與社會保障的渠道，完善靈活就業相關統計與綜合考評機制，優化新就業形態的信息、認定、匹配服務，建立適應數字社會的終身學習和就業培訓體系，為就業困難群體提供免費在線課程和就業指導服務，建設勞動者終身學習的“數字學堂”。

不能讓新就業形態成為勞動者權益保護缺失的代名詞

根據國內最大的致力于靈活用工服務和研究企業人瑞人才與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聯合調研發布的《中國靈活用工發展報告》，2020年，55.68%的企業在使用靈活用工，與上一年的調研結果相比，使用靈活用工的企業在總體企業比例中提高了約11個百分點。

隨著靈活就業的群體不斷擴大，相關的制度保障顯得更加重要。

根據高小玫的調研，平臺企業利用其優勢地位單方面變更計酬標準等，單一從業者無力對抗，平臺勞動者明顯處于劣勢。目前很大部分平臺從業者未被社保“覆蓋”。“平臺用工的社保問題，終究要由國家社保制度予以解決。”

除此之外，高小玫還注意到，一些接單平臺將配送業務外包，外包企業招募騎手，但并不在本公司為其注冊，而是要騎手去某個平臺上注冊賬號以備領取工資。但注冊賬號的同時，騎手也默認注冊為“個體工商戶”，然后外包公司或用工平臺再與騎手簽訂勞務合同。但這樣以來，關聯鏈上的各個平臺企業，與騎手都不存在勞動關系。一些平臺用工模式通過“勞務化”演變為去勞動關系化。

對此，高小玫建議，應制定一系列平臺用工合同示范文本，制訂平臺用工專項法規。盡快建立平臺從業者專項社會保險，盡快建立平臺從業者專項社會保險。

在團中央針對新職業青年的調研中，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研究員朱迪發現，1/4的新職業青年沒有參加社會或商業保險，電子競技員、網絡主播和網絡文學寫手的社保覆蓋率最低。全國政協委員、北京炫世唐門文化投資有限公司董事長、首席執行官張威從事網絡寫作多年，他發現很多網絡文學寫手沒有繳納養老保險、醫療保險的意識，這既需要國家層面補齊短板，也需要教育引導從業人員主動跟進社會保障措施。

廣東省東莞市副市長、民革廣東省委會副主委黎軍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很多年輕人自己在家開網店、做直播，但沒有注冊企業實體，因此在參加社會保險、工傷保險的時候比較麻煩。另外，如果網約車司機、外賣騎手跟相關的互聯網平臺發生糾紛，用傳統的方式也很難處理。她建議，應該盡快研究建立新就業形態的社會保障機制、勞資糾紛處理規則。

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院長楊偉國認為，新就業形態正在不斷改變工業經濟主導的就業格局，對政府的就業政策提出了挑戰。“我們或許不能以傳統雇用模式來審視新就業形態，更不能讓新就業形態成為勞動者權益保護缺失的代名詞。”

“零工經濟”的崛起，正在給政府和社會提出新的挑戰，但同時也在帶來新的機遇。全國人大代表、內蒙古自治區通遼市扎魯特旗巴彥塔拉蘇木鄉東薩拉嘎查村黨支部書記吳云波也是受益者之一。

他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去年，新冠肺炎疫情讓村里的合作社旗下有好幾家牛排店、餐飲店暫停營業，而且村里好些年輕人都因為疫情不能出去工作，有的賦閑在家快一個月。

對此，吳云波想的辦法是讓年輕人在家拍視頻、做直播。疫情之前，他就試著通過視頻直播賣貨，效果還不錯，他帶著村里的年輕人也跟著干。一年下來，他攢下了100多萬粉絲，村里八九個年輕人也跟著做起了直播，有的賣牛肉，“一年下來都是幾十萬元的收入”;有的賣鞋子，“建了幾百人的群，在家照樣做生意”。

這兩年，東薩拉嘎查村裝上了5G網絡，也有了快遞郵寄點。吳云波更有信心了，他鼓勵村里的年輕人不要擔心工作的問題。“只要敢干，用心干，干什么都能有不錯的成績。”(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王林 趙麗梅 耿學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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